64｜软预算约束：有人兜底，责任就会变形
这一讲的思维工具叫「软预算约束（soft budget constraint）」，它能帮你进一步理解公共事务。
但是它也适用于私人事务。你肯定听说过这样的事儿：有个家庭，孩子已经成年了，热衷于高消费，什么信用卡、花呗、借呗欠了不少债，但是父母总会给她兜底。
第一次，父母说孩子还年轻，没有社会经验，以后就好了。
第二次，父母又心疼，说替她还上吧，反正咱家有钱。
第三次，父母已经感到吃力，但总不能看着孩子征信坏掉。
第四次，孩子主动提醒父母，该帮她还钱了。
这跟你在公司里看到的那些超预算项目是一个道理。本来项目预算一千万，才做到一半就已经花了八百万。负责人说：“前面都花了，现在停掉不是更浪费吗？”于是总部又批了五百万。过了三个月，还是不行，又说：“都走到这一步了，临门一脚，不能功亏一篑。”于是再批五百万……
到最后没钱了，项目也没成。但是人家报告写得好：探索了路径，积累了经验，锻炼了队伍。
这两件事背后是同一个机制：拍板花钱的人，不是最后买单的人。
1. 软预算约束
「软预算约束」最早是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·科尔奈（János Kornai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提出来的 [1]。他当时在研究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国营企业，发现一个特别普遍的怪现象：有些企业效率极其低下，年年亏损，按市场规律早该倒闭一百回了，可它们就是不死。
为啥呢？因为国家不会让它们死。不管你怎么亏，上面都会想办法让你活着：让你免税、给你低息贷款，实在不行直接给你发补贴……反正这个窟窿有人填。
预算，原本是一种硬约束。你有多少钱办多大事，亏光了就出局。企业长期亏损说明你的业务模式有问题，你没有在创造价值，你是在消耗价值。这样的企业应该死掉，给能创造价值的企业腾出空间来，这才是大自然的法则。
可是如果你相信每次亏了都会有人来救你，预算对你来说就只是个软约束。
科尔奈发现，外部力量会替你填窟窿的主观概率越高，你的预算约束就越软。说白了就是只要你相信“真出事了总有人管”，你今天的每一个决策就都会更敢借钱、更敢冒险、更不在乎成本。
在 2003 年的一篇综述论文 [2] 中，科尔奈和合作者进一步提出，软预算约束并不只属于社会主义和转型经济，也适用于市场经济，它本质上是个「动态承诺问题（dynamic commitment problem）」：人家在第一次给你提预算的时候，就已经知道出了事儿你会救他，所以你们之间的承诺只是暂时的，将来预算一定会加码。
也就是说，哪怕你事先发狠话说“绝不兜底”，事到临头，往往也会发现还是得救，于是食言。
2. 大到不能倒
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2008 年金融危机，让全世界都记住的那句「大到不能倒（too big to fail）」。
当时雷曼兄弟（Lehman Brothers）先倒了，市场恐慌急剧扩散；保险巨头 AIG 也快撑不住了，如果它也倒下，全球无数金融机构都会被牵连。于是美联储和国会先后对 AIG 大规模注资。
你事后看，可能政府这步棋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不然会导致巨大灾难。但是从另一方面说，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一家私人金融机构，这合理吗？这还叫资本主义吗？你们赚钱的时候奖金可没分给我们，怎么亏钱亏到要死的时候找我们救命呢？合着小企业倒闭叫优胜劣汰，大机构出事叫系统性风险？
监管者从 2008 年吸取了两条教训。
第一，有些机构真的不能让它突然死，因为它会把整个系统拖下水。
第二，但是救援不能救得太舒服。你要是连股东、管理层、债权人都一并保护了，那就等于告诉所有大公司：你们放心大胆地赌，赌赢了归你们，赌输了归系统。
到了 2023 年硅谷银行（Silicon Valley Bank）倒闭，监管者的动作就高明多了 [3]。
按常规规则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只保每个账户 25 万美元以内，超出的部分是储户自认损失。可是硅谷银行的影响实在太大：如果不保护储户，挤兑很可能向其他中小银行扩散，一大批科技公司就可能发不出工资……恐慌会制造更大的恐慌。
所以相关部门启用了「系统性风险例外（systemic risk exception）」，宣布保护全部存款，包括 25 万美元以上的大额存款。
但是请注意，政府保的只是储户，而不是这家银行。硅谷银行的股东血本无归，高管被撤换，部分无担保债权人也不受保护。我救的是系统，不是奖励你们乱来……
那你说银行业会不会吸取教训，以后决策更谨慎呢？也未必。只要市场相信“真到系统性风险那一步，政府还是会救”，这个预期就会进入事前决策。
这个机制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双重的，相关理论赢得两个诺贝尔奖。
在时间上，挪威经济学家芬恩·基德兰德（Finn E. Kydland）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·普雷斯科特（Edward C. Prescott）提出 [4]，政府事前的确应该承诺“谁出事我都不救”，这样大家才会谨慎 —— 可一旦事情真的发生，站在事后那个时间点上，救援往往又比放任崩盘更理性。于是政府会改主意。
于是市场早就预见到政府会改主意。于是事后最理性的救援，恰恰制造了事前最大胆的冒险。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获得 200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在空间上，法国经济学家埃马纽埃尔·法尔希（Emmanuel Farhi）和让·梯若尔（Jean Tirole）发现 [5]，作为一家金融机构，你最聪明的做法未必是降低自家的风险，而是把风险搞得跟大家一样 —— 因为只要所有人都挤在同一条船上，犯同一个错误，比如都去做高风险的“期限错配（maturity mismatch）”业务，那么这条船一旦要沉，监管者为了不让整个经济陪葬，就别无选择，只能来救。
这是“法不责众”的金融版。一个人闯红灯会被罚，一万人一起闯红灯，红灯只好认输。梯若尔后来获得 201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你亏损，那是你的失败；但如果你能把自己的亏损变成系统的问题，那就不是你的失败，而是一种让别人为你买单的能力。
3. 帝国建造与黄宗羲定律
更可怕的是，你还可以更主动地使用这个能力。大了不但不会倒，而且“大”本身就是一个奖赏。
美国金融经济学家迈克尔·詹森（Michael Cole Jensen）在公司治理研究中提出一个机制叫「帝国建造（empire building）」[6]，意思是经理人有动力把组织的规模做大。规模越大，他手里的预算、人员、资产和话语权就越大。
注意啊，这个追求跟股东的利益可常常是背道而驰的。股东关心的是利润，经理人更关心“我管多大的盘子”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公司明明没有好项目，也要并购、扩张、招更多的人、盖更高的总部大楼。
市场经济中的职业经理人尚且如此，那要是政府之中呢？要是钱纯粹是“公家的”，连股东都没有呢？你将走向我们上一讲说的「黄宗羲定律」。
这种事古今中外都在发生。
美国经济学家威廉·尼斯坎南（William A. Niskanen）提出一个模型叫「预算最大化官僚（budget-maximizing bureaucrat）」[7] —— 官僚追求的不是利润，而是他掌管的预算规模：管的钱越多、盘子越大，权力就越大，前途就越光明。
咱们平心而论，这个机制有时候是好的，能提供正外部性。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，在经济增长期，官员主动做大预算、上大项目、搞好基础设施，这就是经济动员。像修路、建桥、搞工业园区这些事，如果只靠市场自发演化，速度未必够快。有些经济学家相信，正是地方政府围绕增长和招商展开的良性竞争，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。
经济学家李宏彬和周黎安称之为「晋升锦标赛（promotion tournament）」[8]：地方官员像运动员一样比赛 GDP 增长率，谁的数字漂亮谁就更可能升迁。他们的研究发现，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和当地经济增长率显著正相关。
这其实是一种进步，按政绩升官总比按关系升官强。但是这里的预算约束很软。政府主导的投资已经系统化，各地都成立了“地方融资平台”，发行了“城投债”，官员们可以轻易从银行调动钱去做任何大项目。
高速增长期干什么都有正外部性，但是投资拉动增长只能让你走这么远。到了某一阶段，投资出现边际效益急剧递减，可是官员们还在狂刷业绩，那些项目长远是赚是赔、会不会留下一地鸡毛，可就要算账了。
你会发现曾经的政绩变成了债务和过剩的产能。
那你说投资效益下降了，债务已经很多了，产能已经过剩了，是不是以后花钱就应该谨慎一点了？并没有。中国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这里有个恶性循环：银行信贷支持会压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，可是经营效率越差的企业，越可能拿到更多信贷，尤其是国企，更难退出 [9]。
日本早有前车之鉴 [10]。在 1991 到 2001 年，也就是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后、经济陷入停滞与通缩的“失去的十年”期间，银行为了不让坏账暴露，反而给最该破产的企业续命，于是这些死不掉的「僵尸企业（zombie firms）」占着信贷、压着价格，把健康企业一起拖进坟墓。
这就是软预算约束的厉害之处。市场本该奖励效率，现在低效反倒成了“需要帮一把”的理由。原本“不该投的项目”，现在变成了“不能停的项目”。
小的失败者被市场教育，大的失败者教育市场。
4. 道德风险与鲍莫尔成本病
经济学里有个更老的概念叫「道德风险（moral hazard）」[11]，原本是保险业的行话，意思是当一个人不必承担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时，他就会变得更大胆、更不在乎。软预算约束其实就是道德风险的组织版本。
这种结构远比你想象的普遍。
比如说美国大学学费为什么越来越贵呢？我们前面讲过一个原因是「鲍莫尔成本病」—— 但鲍莫尔成本病不能完全解释学费涨到这么离谱的程度，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可以比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还要高。其实这也跟软预算约束有关。
早在 1987 年，美国教育部长威廉·贝内特（William Bennett）就提出：政府的助学贷款越慷慨，大学的学费就会涨得越凶，因为学生有联邦贷款兜底，对价格就没那么敏感了。这个说法被称为「贝内特假说（Bennett Hypothesis）」。结果 2019 年的一篇论文量化证明了这个假说：联邦补贴贷款每多 1 美元，大学学费就往上抬大约 60 美分 [12]。
医疗也有这个问题。医疗保险本质上也是一种软预算约束：看病花的是保险公司和政府给的钱，那么医生和病人就都没有那么在乎药品的价格。现代化的潮流是物越来越便宜，人越来越贵，可是美国医疗器械和药品的价格可没有变便宜。
经济学家米尔顿·弗里德曼（Milton Friedman）早就说过这个问题 [13]，他发明了一个流传极广的说法叫「花钱四象限」，说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，最在乎节省也最在乎效果；而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，则既不心疼也不讲效果，最浪费。
5. 其实我看根本用不着弗里德曼，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道理
其实我看根本用不着弗里德曼，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道理。只不过老百姓常常不知道花的是谁的钱，办的是谁的事儿。
要想充分享受软预算约束，尽情地花别人的钱，你需要掌握两种叙事能力。
第一种是“闹”，也就是把自己的失败说成所有人的麻烦 ——
“你们不给我追加预算，系统就要停。”
“你们现在让我倒下，前面的投入就全白费了。”
“你们要是不救我，供应商会追债，员工会失业，客户会投诉，领导也不好交代。”
这里真正起作用的不是道理，而是声量，闹得越大越好，有些事儿是“按闹分配”的。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不是因为他更饿，而是因为他让全屋人都听见了他的饿。
第二种是“包装”，也就是把自己的利益说成大局的安全 ——
“我们不是一家亏损的企业，我们是关系几万人饭碗的支柱产业。”
“这不是产能过剩，这是保障供应链安全的战略储备。”
“我们不是要补贴，这是保护就业、保护民生、保护地方稳定。”
只要你能把“我亏了”讲成“你们不救我就会出事”；把“我想要更多”讲成“你们需要我继续存在”，你的低效就成了筹码，你的失败就成了资历，进而成了下一轮资源申请书。
这些叙事未必全是假的。但是局面走到这一步，那些老老实实量入为出、出了事儿自己扛的人，可就都成了没有系统重要性的边缘人。
我们前面讲了，宏大叙事最怕算账。一句「谁出钱？」能帮你看清楚很多事情。
“稳定”、“就业”、“民生”、“产业链安全”、“系统性风险”……这些的确都是重要的，但这些都没有明确的受益人和责任人。每当有人谈论这些大词儿的时候，你就要警惕了，他是准备花别人的钱。
“孩子还小”、“老人不容易”、“都是自己人”、“于心不忍”……这些也是真感情。但是每当有人跟你谈感情的时候，你就明白，这一局多半是你买单。
爱要有边界，救助得有附加条件，支持不是兜底，容错不是免责，权力跟责任应该对等。软预算约束是人为的制度，别人的钱也是有限的。大自然的法则终究要求我们尊重硬约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