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3｜保护费和公共契约：政府的演化
上一讲我们讲到，要解决大范围的「外部性」问题，终究离不开强制，而执行这个强制力的组织就是政府。我们的推演很有逻辑。那你说政府是不是就这么来的？
是不是一群讲逻辑的读书人，辩论很久之后发现自治能解决的问题的确是有限的，于是坐在一起开了个会，在祥和的气氛中达成共识，说我们还是得有个政府，于是才有了政府？
不是。政府可不是读书人的发明。历史的真相更接近于……政府起源于强盗。
政府的历史，就是把保护费改造成税收，把统治者改造成代理人，把臣民改造成公民的历史。
上一讲我们讲到，要解决大范围的「外部性」问题，终究离不开强制，而执行这个强制力的组织就是政府。我们的推演很有逻辑。那你说政府是不是就这么来的？
从人类学会聚集财富那天开始，就有人发现抢劫是比劳动更快的敛财方法。但如果你抢多了，你就会发现抢劫不是一个长远的生财之道。
村民好不容易生产这么点粮食，你来了直接给人抢光，连种子都没留下。村民只好饿死。到了第二年，你再想抢都没得抢。用我们上一讲提到过的美国经济学家曼瑟·奥尔森（Mancur Olson）的话说 [1]，你这种抢法太低级，你是个「流动强盗（roving bandit）」，说得文雅一点叫“流寇”。
奥尔森的洞见是：流动强盗早晚会演化成「定居强盗（stationary bandit）」，也就是“坐寇”：干脆我把这个村占了，给村民留口活路，让他们继续种地，我每年只从他们身上抽三成的收入。做强盗也不一定非得打打杀杀，细水长流岂不是更好？
有了长期主义思维，你就发生了一次观念跃迁：你不再是“寇”了 —— 你是统治者。你会把那些村民视为自己的子民，而且要为他们提供保护服务，确保别的流寇不来抢劫。这可是你的专属经济区。
奥尔森说，这，就是政府的起源。
我们甚至都不用去远古找证据，这种事情到现在仍然在发生。无论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，还是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，还是墨西哥北部某些地区的毒贩集团，都是一边干着杀人越货的买卖，一边给当地百姓提供基本秩序服务。
他们不但管治安，而且管判案，甚至还修学校。甚至老百姓家里有个红白喜事你都得出面。
请注意，这不是说坐寇变成了好人。他们改变的只是时间偏好。强盗一旦学会长期主义，就开始像统治者；统治者一旦忘记约束，也随时能退回成强盗。
1. 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
那你说，不要强盗行不行？我们一群村民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不好吗？本来是可以的。我们在《精英日课》专栏讲过人类学家大卫·格雷伯（David Graeber）和考古学家大卫·温格罗（David Wengrow）的《人类新史》（The Dawn of Everything）一书 [2]，其中最新的考证就是说很多先民社会有复杂的自治能力，甚至比后来的国家社会更自由。但那些先民并没有进入规模化农业，没有多少私人财产，说白了就是没有太多可抢的东西。
一旦值得抢，人间就必定充满争斗，如果没有统治者就会陷入英国哲学家霍布斯（Thomas Hobbes）在《利维坦》（Leviathan）一书中说的那个「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（war of all against all）」的状态。在那个状态里你会盼望有个利维坦出来主持一切，大家签个契约：我们给他交保护费就好。那么就必定会发生从流寇到坐寇的演变 ——
复仇会变成法院，黑帮会变成警察，保护费会变成税收，私人强制会变成公共强制……最终总会有一股坐寇强大到威震四方，像张作霖从“赵家庙保险队队长”变成“东三省保安总司令”一样建立长久而有效的统治，这就是国家机器（State）。
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·韦伯（Max Weber）给的定义直指人心：国家，就是在一定疆域内成功主张「合法物理暴力垄断（monopoly of legitimate violence）」的人类共同体 [3]。
而政府，则是国家机器的执行面。
所以政府的起源是收保护费的坐寇。政府的根本是暴力，是最终强制权。
公司可以开除你，但不能关押你。
平台可以收费，但不能征税。
学校可以教课，但不能规定哪个学说是正统。
教会可以逐出教籍，但不能绞死异端 —— 至少在现代社会不能了。
政府跟所有这些组织的区别，不在于它服务更好、不在于它更仁慈、甚至不在于它更“为人民”—— 而在于它拥有最终强制权。
理解了从流寇到坐寇和利维坦的逻辑，你才能理解什么叫“人民需要政府，政府也需要人民”。
其实如果只是供养统治者，让统治者能够提供基本的保安服务，老百姓也花不了多少钱。一家出个 10% 的保护费，一百家就能供养一个生活水准是普通人 10 倍的坐寇。你稳稳当当收租还有啥不满意的？
的确，早期的部落和宗族联盟没有稳定的国家机器，老百姓负担也很低，严格说来都不能称之为国家。
国家，其实是战争制造出来的。
一旦坐寇之间开始打仗，统治者就被逼着建立正规军队，而建军队就得多收税，多收税就得养官僚。哪个坐寇社团这三件事干得好，哪个就赢。输的被吞并，胜的变得更强。
你看中国春秋时代各国打仗还讲礼法，只有贵族才上阵，作战充满仪式感，杀戮极其有限。可是到了战国，各国为了战争就必须不断加强国家机器的力量，也就是所谓变法。五百年军备竞赛演化出来的秦，可谓是一台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机器：郡县、官僚、编户齐民、统一税收……到了这一步，老百姓的负担可就是极重了。
用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·蒂利（Charles Tilly）的话说，这就是「战争制造国家，国家制造战争。」他那篇发表于 1985 年的论文标题，就叫《作为有组织犯罪的战争制造和国家制造》[4]。
其实你说这是犯罪也不太公平。你不主动打仗就是等着被打，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出现一个大一统帝国，作为唯一的利维坦。
但大一统帝国也不是想要就能有的，你还需要一种关键的燃料，那就是谷物。
这是耶鲁人类学家詹姆斯·斯科特（James C. Scott）的洞见 [5]：谷物，是一种特别理想的征税对象。
2. 历史动力学
小麦、大麦、水稻这些谷物都是长在地里的，你家的地有多大、收成大概能有多少，政府一眼能估个八九不离十。谷物有固定的收获季节，税务官知道什么时候来。谷物是高度可量化的，几斗就是几斗。谷物还可储存，经得起运输。更重要的是，种谷物的农民只能被绑定在土地上，想跑都没地方去。
这管理起来可就太方便了。对比一下游牧民族，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，你想征税或者抓个壮丁都找不着人。
谷物真是统治者的法宝啊。
有研究者用计算机模拟「历史动力学（cliodynamics）」[6]，发现只要是农业核心地区，适合低成本征税养兵，那么战争就会变得便宜而且平常：最初不管是分裂成多少个小国，最终一定会有一个大国统一天下 —— 统一战争是可以打得起的。
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、两河流域、印度、埃及这些农业核心区都走向了大一统帝国。
而对比之下，欧洲为什么这么难以统一呢？很多人认为是地理因素，欧洲被山脉和海洋切成无数碎片，不适合调兵打仗。但是更根本的，恐怕还是在于欧洲没有一个像华北平原那样的单一农业心脏。欧洲人在谷物之外还有畜牧、葡萄、橄榄、城市贸易等等的财富来源，政府征税非常困难，统一战争对他们来说太贵了。
西方传教士最初来到中国的时候，往往会感到文明震撼，震惊于中国是一个如此统一而富裕的国家。利玛窦赞叹说，欧洲出产的东西几乎在中国这一个国家全都能找到 [7]。
没错，中国从秦开始就已经不再是一个“早期国家”或者“古国”，而是一个有着完善的官僚、税收、军队和各项制度的真正的国家。
但这种国家跟现代国家还是不一样，只能叫「前现代国家」。
3. 民弱国强，国强民弱。有道之国，务在弱民
前现代国家最大的特点，是它把老百姓视为用于汲取的资源。政府不是什么公共服务公司，而是统治者的家产。
皇上连“我是为人民服务的”这种漂亮话都不屑于说。《商君书》直接主张“弱民”：「民弱国强，国强民弱。有道之国，务在弱民。」《韩非子》说的就更直白了：「君上之于民也，有难则用其死，安平则尽其力。」后来的人可能稍微委婉一些，但也是毫不掩饰的：什么「朕即国家」、什么「为民父母」、「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」、「皇恩浩荡」……你再怎么讲，这也只能说是文雅的坐寇。
前现代政府的形态是「家产制（patrimonialism）」。你跟政府所能指望的良好关系是“我投靠你、你庇护我”的依附关系；安全和机会不是由制度平等提供，而是由权贵私人分配 [8]。
你可以想象，在这样的国家当老百姓是很苦的……但你也别觉得当皇帝就很好。据历史作家张宏杰统计 [9]，中国历史上全部 611 位皇帝之中，死于疾病和衰老的只有 339 人，自杀和他杀的有 272 人，非正常死亡率高达 44%，平均寿命只有 39.2 岁。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危险的职业吗？
关键在于，家产制把一个不受任何外部约束的巨大权力，交给一个普通肉身去掌握，这件事本身就特别危险。权力越大，所有人都想接近它、操纵它、替代它，皇帝就越不安全，就越猜忌；越猜忌，就越依赖私人忠诚；越依赖私人忠诚，制度就越坏。这是一个死循环。
比家产制更可怕的是另一个死循环，也就是秦晖先生总结的「黄宗羲定律」，最早出自明清思想家黄宗羲对历代赋税的观察 [10]，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过程 ——
王朝建立之初，统治者吸取前朝教训，要让百姓休养生息，于是宣布轻徭薄赋。
但官僚集团有自我扩张的本能，皇上有好大喜功的冲动。毕竟花的不是自己的钱，谁不想招几个亲戚进来一起办大事呢？于是各项花费上涨，统治成本越来越高，财政开始吃紧。那么只能加税 —— 可是正税名义上不好涨，各级官僚就发明了附加费、临时摊派、火耗、徭役折银等等各种名目，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。
到了某一时刻，朝廷中会有一位像张居正这样的改革者站出来，说这种乱收费不行啊，等于纵容腐败，老百姓哪受得了呢？于是把杂税并入正税，说从此不再乱收。
可是没过几年，财政又不够花，就只好发明新的杂税。
就这样反复循环，每一次改革都说减负，长期看却是把负担固化下来，形成“积累莫返之害”。最终农民发现种地要交的税已经大于土地的产出，就开始逃亡。于是流民增多 → 民变 → 王朝崩溃 → 新王朝重建 → 再来一遍。
当然中国有些皇帝是好皇帝，有大量的官员是清官。但这跟明君清官没关系：秦制两千年之下，只要家产制和汲取机制不变，老百姓没有合法的手段制衡政府的权力和税收扩张，历代王朝就只能把这个循环重演。
那你说前现代国家有这么多毛病，是不是统治者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结构性问题，于是跟读书人讨论一番，设计出了更好的制度，这才有了现代国家呢？
不是。千万别高估思想家对坐寇的影响力。从前现代国家到现代国家的演化主要有三个节点 ——
第一个节点是 1215 年的英格兰《大宪章》，第一次承认「王在法下」。但那可不是因为国王仁慈。
1215 年，英格兰国王约翰对外打仗连续失败，不得不对国内贵族大幅加税、强征军役、甚至没收财产。贵族忍无可忍，联合起来用武力控制了伦敦。约翰王在被逼之下，才签署了《大宪章》。
《大宪章》里最值得品的是第 61 条：贵族可以选出 25 人监督国王履约；如果国王不纠正违约，贵族可以扣押城堡、土地、财产以强制执行。
这相当于把“造反”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权利 —— 这是宪政的开始。我们事后看，合法造反权不但保障了贵族权益，而且对国王也有好处，大家都有安全感。但这可不是思想家推动的结果，这是力量对比逼出来的制度。
第二个节点是 1688 年的光荣革命。它的起因也不是思想革命，而是英国上层精英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、财产和宗教地位，联手把一个不受约束的国王换掉。它的结果是《权利法案》，把几项关键限制明文规定下来 —— 国王未经议会同意，不能停止法律的施行，不能征税，不能在和平时期维持常备军。
一个君主被剥掉这三样，就不再是家产制的主人，而开始变成制度里的角色。
4. 从大宪章到公共契约
你看啊，从《大宪章》签字到议会真的能限制住国王，用了整整 473 年。那是几代人持续博弈出来的。在这期间有两位思想家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但是并不大。
一个是 17 世纪的法学家爱德华·科克（Edward Coke），他把《大宪章》从一份中世纪的封建文件，解释成了英国人原本就有的自由根基。等于是把很久以前贵族的一次反抗，给翻译成了“英国自古以来国王就不能凌驾于普通法之上”，然后又得寸进尺，推导出“臣民拥有古老的权利，征税和拘押必须受法律约束。” [11]
另一个是哲学家约翰·洛克（John Locke）。他的《政府论》一书反对君权神授，主张政府的目的不是维护君主荣耀，而是保护人的生命、自由和财产；政府权力来自人民同意，本质上是一种受托权力（fiduciary power）；如果政府违背托付，人民就有权改变甚至推翻它 [12]。洛克这本书是光荣革命之前写的，却是光荣革命之后才出版的。
我们回头看，科克和洛克改变了政治叙事，这极为重要，因为它从此改变了人们的观念。但他们更多地是把历史变局通过叙事合法化，而不是直接推动历史变局。
等到卢梭出版《社会契约论》，那已经是 1762 年的事了。
真正有思想家顶层设计味道的是现代国家演变的第三个节点，也就是 1787 年的美国制宪。
美国人把英国传统、罗马共和的记忆、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揉成了一套全新的制度。这个制度在技术上的先进之处，是它解决了中央政府到底应该有多强的问题。制宪者很清楚政府太弱不行，外敌、债务、贸易、内部秩序都处理不了。可是如果政府太强，你怎么防备它不压迫人民呢？
答案是双重的「分权制衡（checks and balances）」—— 横向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三权分立；纵向联邦和州分享权力。这套设计的核心思想就是麦迪逊那句「用野心对抗野心」：不指望任何人有道德，只指望每个人有利益，然后让这些利益互相牵制。
但美国宪法也不能完全归功于思想家。华盛顿之所以不称帝，有他思想先进的一面，但也有他权力不够的一面：他领导的原本就是一支由各州民兵和大陆军拼出来的革命军，财政要靠大陆会议和各州供给，军官和士兵效忠的也不是华盛顿个人，而是各州、议会和革命事业……
简单说，很多国家有宪法，但很多有宪法的国家没有「宪政」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限制权力不是写在纸上，而是写在权力分布里。
人民需要政府建立秩序，但政府的出身是坐寇。而现代化，就是哪怕你是个坐寇，也要把你工程化。
现代人必须学会从问“这个人好不好”、“这个政府好不好”，改为问“我们这个制度行不行”。前现代政府是统治者的政府；现代政府是制度化的政府。
可能因为前现代传统太深，今天很多人觉得那些质疑政府的知识分子是在给国家“找麻烦”、是“刺头”、是“不识大体”……可如果你是个读书人，质疑政府其实是你的本分。
要知道，即便是现代政府，即便它提供了很多正外部性，它也是最大的负外部性制造者。咱们下一讲再说。